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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创作了一出话剧《武则天》并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郭老用肯定的语气不容置疑地断定了武则天是在武德七年（624）出生在四川广元，由此引发了学术上的一番大争论。持反对意见者最有力的攻击武器就是武士彟在武德七年（624）应该在长安任上，所以武则天不可能出生在四川广元、也不可能出生在山西文水，而应该出生在唐王朝的京城长安。
既然武士彟在武德七年没在利州任职，那么武则天又怎么会在武德七年（624）生于利州（四川广元）呢？
这个问题当年也同样困惑着认定武则天肯定出生在广元的郭沫若先生。郭老通过大量文献和文物认真研究了武则天的出生地，他从没怀疑过武则天生在广元的结论，但当他面对“武德七年”这个与武皇生年前后不对榫的时间段时，郭沫若疑惑了，他曾在文章中自问地写道，“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便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换句话说，《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上记载的武则天的死亡年龄有问题？可惜郭老在产生了“武后的生年有问题？”这一疑问后就没有再去细探究竟，反而他的思路被禁锢在了“武德七年”这个日子上。为了坚定他“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权威认定，绝顶聪明的他竟圆滑地给出了一个假设，“武士彟在贞观元年是二度任职利州都督，他在武德七年曾首任过利州都督。”奇怪的是所有反对郭老这个“假设命题”的历史学家们遍查史籍，竟查找不出武德七年谁在利州都督任上，好像历史有意要制造这样一个悬念，所有的史书或碑刻都没有只言片语的透露，就连吴晗这样的学术权威面对郭沫若的假设也无可奈何地说：“此假设大胆，可以成立，但找不到历史依据。”郭老开心地笑了，他在《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中坚定地写道：“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个事实，既有书本上的证据——李义山（李商隐）诗自注，又有广元文物和民间传说的佐证，尽管有史学专家要坚决否认。我再说一遍：在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使它被根本地推翻。”
因为郭沫若是中国近代泰山北斗似的文化名人，他集历史、考古、文学、戏剧、诗歌、金石、书法等学科知识于一身，在政治上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是上世纪的文化“旗手”，所以学术界对他考证出的观点有很大的认同性。但是，郭沫若1961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有一个经常被人拿捏的软肋，同时也是他自己曾经产生过疑惑的问题，就是武则天生在“武德七年”这个结论下得有点底气不足。其实，武则天出生在“武德七年”这个结论恰恰是武则天出生在四川广元的硬伤。看来弄清武则天的出生地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她的出生日期。
那么武则天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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